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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回眸“雞鳴三省會議”
作者:文|畢節試驗區 劉宇浩  發布日期:2019/5/7 閱讀次數:
“雞鳴三省會議”紀念碑(魚 水 攝)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之后,“紅軍第一次打婁山關,勝利了,企圖經過川南,渡江北上,進入川西,直取成都,擊滅劉湘,在川西建立根據地。但是事與愿違,遇到了重重阻力。紅軍由婁山關一直向西,經過古藺、古宋諸縣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立即決定循原路反攻遵義,出敵不意,打回馬槍,這是當年2月。”在《毛澤東文集》第8卷中,這樣敘述遵義會議之后的行軍軌跡,簡述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情況。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將這一轉折點落到實處的就是雞鳴三省會議。會議決定,接受博古辭去負中共中央總的責任職務的申請;根據毛澤東提議,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共中央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央蘇區及臨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不可動搖;中央蘇區及臨近蘇區要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成立以項英、陳毅、賀昌等組成,項英為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蘇區分會。
  雖然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在雞鳴三省是毋庸置疑的,但“雞鳴三省”這個在云、貴、川交界之處的地點在2015年之前一直存在爭論,令許多黨史研究者著迷神往。事實上,1935年2月5日召開雞鳴三省會議的“雞鳴三省”,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之處的地理歷史演變沿革中,本身就是一個神奇的存在,有磅礴烏蒙的蕩氣回腸與恢弘迷離,有渭河潛龍回首的傾情眷顧與神秘莫測,有“倒流三千八百里”倒流河的潛伏變換與韻味悠長,還有千里迢迢奔流不息的赤水河透著紅色革命的風采,在神奇烏蒙大地的千山萬壑間閃耀著永恒的光芒。
  
  過去:古鹽道上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今天的雞鳴三省村,是畢節市七星關區林口鎮管轄的一個行政村,位于七星關區城區東北面75公里的渭河、倒流河、赤水河交匯之處的云、貴、川三省交匯之地,西面與云南的北車、北面與四川的水潦等村寨隔河相望;地處東經105度18分、北緯27度41分,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地勢南高北低,緩慢延伸到渭河、赤水河的邊緣緊急止步,但巖壁還是向北前傾,這便是俯瞰云南、四川兩省交匯之地的群山溝壑的觀音崖。它就這樣向北前傾、斜矗著身子,俯視三省交匯之處滄海桑田的莫測變幻,任由咆哮奔騰的河流拍打腳下的土地,始終巋然不動,千年萬年如斯,成就不朽的傳奇故事。紅軍長征沒有經過雞鳴三省村之前,這里已是“雄雞一叫、三省皆知”的地方,已是“一步踏三省”之地。這是由雞鳴三省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它的美譽,也算是大自然的一種眷顧與饋贈。
  觀音崖兩邊的山坳有兩個小村落,歷史上著名的“雞鳴三省”就是坐落在觀音崖口左側山坳的自然村落,村落的二三十戶人家的房子從下至上鋪展在扇形山坳的坡面上,下方的村口有一條古鹽道斜插向北傾斜的觀音崖壁,通向崖底的三岔河的渡口。在當地人的記憶中,村子和古鹽道孰先孰后,已經沒有準確的說法,但這條懸掛在崖壁的道路作為川鹽運黔的一條通道,作為云、貴、川三省交匯之地唯一的通道卻是亙古不變的事實。通向三岔河渡口的古鹽道在川鹽入黔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在古代,當地食鹽的絕大部分都需要經過“雞鳴三省”運輸進入。這段歷史在地處黔西北的畢節市商貿發展歷程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結合畢節市地處烏蒙山腹地和喀斯特地貌發育完全的地理自然氣候特征分析,沿河谷分布形成的山坳,相對比較適合自然村落的形成。從三岔河渡口順著這條古鹽道爬到觀音崖口左側山坳的自然村落——也就是1958年之前的“雞鳴三省”,需要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這里恰好可以作為一個落腳或者是休息的地方。這個山坳具備了成為古鹽道落腳休整之地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時間一久,形成一個自然村落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點有充分的地理、歷史考證資料為支撐,經得起烏蒙山區村落形成的相關理論的推敲和證偽。事實上,僅就今天而言,村子里居住的72戶275人中,就有周、侯、馬、楊、古、李、許、劉等姓氏,分屬苗、漢兩個民族,姓氏種類多而雜就是村子為過往客商提供休息落腳場所反映出來的一個側面。
  在“雞鳴三省”演變的歷史進程中,有關村子記載的文字資料不多,但有幾條足以證明這個村落1935年2月之前就在使用“雞鳴三省”的名字。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清末民初。2013年2月,畢節市和七星關區史志部門組成的聯合考證組在位于觀音崖口、古鹽道旁突起的巖石上搶救發掘了一座清代古廟遺址,出土兩塊石碑。一塊立于清同治辛未(1871)年間,碑體殘缺,清晰可見的文字為:大清同治辛未。另一塊石碑立于民國甲寅(1914)年間,碑體尚完好,碑文基本可辨。碑文題為《三圣宮碑序》,詳細記載了三圣宮由雞鳴三省村民捐資、民團團首周朝陽承辦重建。同時,碑文詳細記載“雞鳴三省”的地理位置為:“吾里,界屬黔陽,三省當曲。犬牙交錯,有蜀川倒流于臂左;虎踞盤旋,得滇山峨菆于腦(右)。”碑文記載的這一地理位置恰好是今天觀音崖口左側山坳的村子,也就是擁有這座清代古廟遺址的村子。碑文附錄部分則記載了當時捐資人的名單,總計22姓72人。由此可見,當時作為爬完古鹽道之后休息的村子,居住村民的姓氏結構狀況遠比今天更加復雜。
  
  爭論:雞鳴三省是地名而非區域概念
  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20多次會議,雞鳴三省會議的歷史意義位列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這次會議成功地完成了遵義會議決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層組織調整的任務,進一步增強了黨內團結,為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軍事路線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
  正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毛澤東思想研究》雜志主編、西南交通大學教授楊先農所言,“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生死存亡的驚濤駭浪,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沉著應對、機動靈活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會議,在中國共產黨長征史上有著重大意義。”但是,在今天的研究視野中,由于雞鳴三省會議的史料匱乏,“雞鳴三省”從貴州的一個小地名概念被推演為一個三省交界的區域概念,導致了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具體地點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謎團,許多黨史研究者都試圖解開這個謎團,找出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有許多關于雞鳴三省會議召開地點研究的著作逐漸出現,會議召開地點歸納起來有四種觀點:一是云南水田寨花房子,二是云南水田寨高坎村,三是四川石廂子,四是貴州林口鎮雞鳴三省村。研究和爭論的焦點在于會議召開的地點——雞鳴三省,這一三省交界之處的小地名到底在哪里,在四川、云南,還是在貴州?
  今天,關于雞鳴三省會議最為原始的歷史文獻資料,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回憶最為權威,因為他們都是當事人,會議討論研究的事項直接與他們相關。毛澤東的回憶本文開篇已述。周恩來1971年6月10日的回憶是:“……從土城戰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指張聞天)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見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中央檔案館記錄稿。)這一記載在許多二手文獻資料中的時間表述為1972年6月10日。從毛澤東、周恩來兩位與雞鳴三省會議密切相關的當事人對當時的回憶可以肯定,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名叫“雞鳴三省”,是三省交界之處的一個小地名,而不是一個小的區域概念。因此,解開雞鳴三省會議召開地點之謎的關鍵,就是在三省交界的地方找到雞鳴三省這一小地名。
  半個世紀過去了,無數的黨史研究者一直苦苦追尋著這個三省交界地方的“雞鳴三省”這一小地名的有力證據。2017年11月7日,在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名單公示的333項研究選題中,以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楊勝群為首席專家的《“雞鳴三省”會議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的選題位列第九位,雞鳴三省會議研究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雞鳴三省會議召開地點的四種觀點中,云南水田寨花房子、水田寨高坎村和四川石廂子,都沒有實質性的文史資料佐證這些地點曾經叫作“雞鳴三省”,只有貴州林口鎮雞鳴三省村,除了在1958年至2003年間改名“迎豐村”外,一直都叫做“雞鳴三省村”。“明清以來,由于彝族土司及當地開明人士在家族中廣泛接受、倡導、傳播儒學文化,黔川滇三省交界地域先后涌現出了一些飽學文士和知名鄉紳,雞鳴三省地名進入了他們創作的詩、聯、文中,使雞鳴三省地名有了文字記載……2001年2—3月,當時的畢節地委宣傳部曾經組織了中央、省、市、區新聞記者和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在雞鳴三省村進行實地調查,訪問曾見證紅軍經過雞鳴三省村的陳良棟(85歲)、王國成(74歲)、周鼎明(70歲)、劉國恩(83歲)、張世斌(84歲)、侯明揚(74歲)、彭思珍(87歲)、侯在才(87歲)等8位健在的老人,請他們回憶紅軍經過村子的情況。當時訪問整理的記錄還在,遺憾的是,至今只有侯明揚老人健在,為我們回憶當時的情況。”今年3月23日,在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雞鳴三省”會議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課題組調研座談會(以下簡稱: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座談會)上,七星關區史志辦副主任周遵鵬這樣講述雞鳴三省村的歷史沿革。
  
  今天:革命老區閃耀著永恒的光芒
  “多年來,由于雞鳴三省會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由于雞鳴三省會議史料匱乏,由于雞鳴三省會議在貴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處召開,對于會議地址究竟在哪里,黨史界、黨史工作者尚有一些爭議。這其實是好事,真理越辯越明。在大家進一步研究、討論中,新的史料就會不斷被發掘出來,研究和討論就會更加深入。有一些學術爭論很正常,并不影響對于雞鳴三省會議歷史地位的認識,反而會使這種認識更加深邃。”2015年2月8日,在紀念雞鳴三省會議80周年座談會上,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局長薛慶超這樣對雞鳴三省會議召開地址的爭論進行總結。
  事實上,在畢節市史志辦主任高隆禮和周遵鵬的《雞鳴三省地名考》一文中,文字記載的“雞鳴三省”歷史沿革可以上溯至1389年,經多方查證,僅民國以前,涉及“雞鳴三省”的相關文字圖片和實物資料就有30余件。直接記載“雞鳴三省”地理位置的文字有2013年在該村出土的《三圣宮碑序》,也有弘毅中學(今畢節一中)創始人之一的肖吉人在其鄉土教材《畢節地理述要》中這樣的記載:“正西經沙城玻璃坳而至十里崖(一名崖梯,又名雞鳴三省),直抵大渡口,亦為畢鎮交界處……”清楚標注“雞鳴三省”在貴州省境內的地圖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附圖40《一渡赤水河要圖》,有《紅一方面軍長征日志》第117頁附圖,也有云南省的扎西會議紀念館黨中央、軍委縱隊從四川白沙經貴州雞鳴三省進入云南扎西路線及宿營時間示意圖(1935年2月),還有《長征豐碑永存》《長征圖傳》《紅軍長征圖片》等黨史、軍史方面權威出版社出版書籍標注的《一渡赤水河要圖(1935年1月19日—2月9日)》,也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的《長征•英雄的史詩》中刊載的《紅軍一渡赤水河要圖》和軍事科學院繪圖室繪制的《黨中央、軍委縱隊進入扎西地區路線及宿營時間示意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鎮雄縣志》所載鎮雄縣地圖。
  “紅軍來的時候我8歲,和兩個妹妹在崖腳放牛,玩得正高興,忽然看到一大隊背著槍戴著五角星軍帽的部隊從觀音崖的古道往雞鳴三省寨子走來,大部分是男的,女的很少。我感覺害怕,用苗語喊兩個妹妹快跑。幾個走在隊伍前面的女兵喊道:‘小孩子,不要怕,我們是紅軍。’我就停下來,站在路邊看,一個紅軍看到我衣服單薄,把他的帽子摘下來戴到我的頭上。后來,我就一直戴著那個帽子。紅軍走了之后,老人們要我不要再戴了,說會被抓去殺頭的……”在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座談會上,92歲高齡的侯明揚老人對此記憶猶新。
  “紅軍長征在雞鳴三省村的情況,村子里還有一位老人健在。本來計劃請他參加座談的,但今天老人的感冒有點嚴重,再加上年事已高,不能到場為大家講述當年的情況了。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侯明揚講述完畢,出席座談會的畢節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何云江作補充。
  “這么多全國的黨史、軍史和軍事部門出版、編撰的資料都清楚標注了雞鳴三省在貴州境內,足以說明雞鳴三省會議是在貴州召開。2015年,征求中辦、國辦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同意后,我市對雞鳴三省會議會址和雞鳴三省紀念碑搶救性修繕及保護。”在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座談會上,高隆禮發言完畢之后,意猶未盡地進行了補充。
  “紅軍長征經過畢節,5000多位畢節兒女參加紅軍,其中就有張世芝和張世明兩兄弟。張世芝在爬雪山的時候犧牲了,張世明參加紅軍后改名張紹洲,解放后任過甘肅省古浪縣的縣委書記,1973年回過林口,證實過紅軍到了林口和雞鳴三省。還有中央紅軍作訓股股長王金元因在戰斗中受傷,到雞鳴三省后,傷口惡化,不能走路,被迫留下來在周姓苗族同胞家養傷,傷好后做了他家的女婿,新中國成立后安置在林口鎮工作……”談到紅軍到過雞鳴三省村的故事,周遵鵬口若懸河。對于雞鳴三省會議在七星關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的召開,他有說不完的證據可以提供,有道不盡的故事可以講述。
  “真理越辯越明”,“雞鳴三省”是我市七星關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的事實也越來越清楚。這個事實凝聚的是畢節市幾代黨史研究人員的心血,牽掛的是九百多萬畢節人民的心,閃耀的是紅軍長征精神在革命老區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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